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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類別】：健康資訊 |
生態女性主義(一) |
「生態女性主義」一詞，是於1974年由法國女性主義學者Francoise d Eaubonne在呼籲女性參與拯救地球的工作時所發明的，她認為女性有潛力可以解決今天整個地球所面臨的生態危機。美國的一位教授娜思特拉•金（Ynestra King）則於1976年開始在課堂上使用這個名詞，金教授並於1980年與數位有志之士合辦一個名為「女性與地球上的生命：八零年代的生態女性主義」（Women and Life on Earth: Ecofeminism in the 1980s）的座談會，共有六百位婦女出席。 在西方有不少學者視生態女性主義為第三波的女性主義運動，因為除了考慮性別、種族、與階級的問題，生態女性主義者也了解到保存健全生態系統的重要，體認到人類也只是生態體系中的一種生物而已，所以任何完善的女性主義都不應該忽略自然環境的議題。換言之，第三波女性主義運動的訴求已經從對自我、性別、社會結構的思考延伸至人與自然的關係。生態女性主義結合生態與女性的另一個主要原因，乃是由於西方文明中，時常將女人與自然類比，而且此兩者也都是在父權社會下受控制、剝削、佔用的對象，於是，生態女性主義者將自然與女性受壓迫的遭遇相提並論。瓦倫（Karen J. Warren）就指出「宰制自然」與「宰制女性」都是在同一種體制下運作的，這個體制就是父權中心體制，推翻這個父權體制才是女性運動與環保運動的基本工作，因此，女性運動應與環保運動聯結 雖然在往後一、二十年的發展期間中，生態女性主義出現各種分歧的論點，但是，大體而言，生態女性主義的主要工作即在於「關心公害防治與生態保育，更進而探討女性與自然雙重被宰制之間的意識型態關聯性，並企圖拆解所有的宰制關係，追求人與自然的永續共存」。瓦解所有宰制關係的首要任務就是消除階級化的二元論，生態女性主義者所追求的就是以多元化並尊重個別差異的互相關係（mutuality）取代宰制關係（domination）。生態女性主義者主張人與自然的關係是互相依存的，而這種生存與共的關係並不能從人本中心論的（anthropocentric）角度出發，只任意賦與自然人性，認為自然與人類的相互扶持就宛如人類彼此間的互助合作，或是只由自然對人類的益處去評斷自然的地位。生態女性主義者對自然與人類互賴關係的看法可由葳洛比（L. Teal Willoughby）所述的「生態女性主義者意識」（Ecofeminist Consciousness）之三大原則界定：一、體認生態系統中的個體是互相關聯的；二、尊重人類與自然界的萬物都有其個別的差異性存在；三、還諸自然的原貌，不以性別歧視或人本主義的觀點污損自然的原樣。 生態女性主義並藉由顯示父權中心文化如何「自然化」（Naturalize）人（男人）對自然、婦女、或不同種族的宰制行為，將女性主義的理論與其他社會活動結合在一起（Carol J. Adams, 3）。不僅批判女性所遭受的性別歧視，也攻訐破壞大自然的資本主義與軍國主義。資本主義的商業模式促使物品的製造皆以「商業考量」為主，因此，商品的生產量時常超過人們實際的需求，於是自然就在這種浪費資源的情況下漸漸被開發殆盡。生態女性主義提倡「去商品化」，更呼籲人們要以商品的「需求性」為產量的考慮因素。生態女性主義者一向強調個人的身體力行，所以在從事社區的改造時，也積極實踐「去商品化」的主張，紛紛設立社區合作社，依顧客預訂的數量直接向生產者購買，經手交易的都是消費性的產品。基本上，生態女性主義者認為工業化、資本主義與軍國主義也都是在父權宰制的野心中產生的，所以最終的罪魁禍首是父權體制思想。 總而言之，生態女性主義各種流派的主張中較不受爭議的，就是強調性別壓迫與父權社會中其他各種形式的壓迫是相互關聯的，生態女性主義的首要任務就是剷除所有相關的宰制系統，而這些宰制系統的根源就是現存於社會的父權體制，因此，唯有顛覆父權中心思想才能解除所有不公的壓迫行為。這也是生態女性主義與一般深度生態學不同之處，深度生態學者在從事生態保育工作時，並沒有思考到父權中心論才是生態危機的根本原因，有些保育工作者仍然存有內化的父權意識形態，喜歡用「強暴」做為破壞自然的比喻，或以「處女林/地」形容未遭人類侵入的森林或土地，這些比喻仍充斥著權力宰制的關係。此外，深度生態學者在處理環境議題時，也往往忽視最佳展現男性權力的軍國主義對自然的嚴重破壞，然而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為卻深為生態女性主義所痛斥。再者，有別於男性主流保育者，生態女性主義者更直指環境污染對女性生育能力的影響。在肯亞以及印度都有婦女意識到環境的破壞對她們生育能力的影響，因此發動抗爭，舉行如植樹與抱樹（tree-hugging）等活動。 |
